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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3-8-12   出处:民盟衢州市委    

速读中国城市(二)
                    

速读中国城市(二)

地方改革——排头兵渴望新动力前沿县区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许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改革尝试和探索。其中,除了上期我们探讨过的“温台模式”、“苏南模式”等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以外,还有一些曾经在全国产生过强烈轰动及示范效应的发展模式,如诸城模式、海城模式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地方现在发展得怎样了?他们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地方改革是否需要重新明确方向?透过《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深入报道,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改革思路作一重新梳理。

遭遇制度瓶颈 改革陷于停顿

提起山东诸城,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那个“陈卖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诸城改制怎么样了呢?《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期,对诸城的改革进程进行了追踪报道。

按照诸城市政府的说法,10年改革,经历三个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主要是以明晰产权关系为重点,对县域企业进行全面改制。当时,该市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亏损面大,债务负担重,后续发展乏力,当地政府在调查分析后,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为此,1992年下半年在国有小型企业电机厂试点,并从1993年5月开始,对城乡企业全面进行改制,主要采取了七种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外资嫁接、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租赁和兼并等,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的主要形式,共有210家,占改制企业总数的77.2%。这种改制形式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职工平均持股,也就是卖给了职工。因此当时的市领导陈光被人戏称为“陈卖光”。诸城模式由此被外界关注。

在初步实现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大多数改制企业由死变活、由亏变盈。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光靠职工入股筹资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企业做大与个人股本份额相应变小,产权对股东的约束力明显减弱,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下降。特别是由于平均持股,经营者所持股本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新的“小锅饭”局面形成,改革又开始陷入困境。

改革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二次改制也就自此开始。在这个阶段,诸城市主要推行了“四扩一调”。按照诸城市政府的介绍,“四扩”,一是发动内部职工对企业追加投资,扩大股本总额。二是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在不改变企业与银行借贷关系的前提下,把贷款配置为贷款股,按照自愿的原则,划转到个人名下,在规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将债务变股权,变企业负债为股东负债,变法人还款为众人还款。三是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就是对改制企业新增资产进一步明晰产权,量化配送给股东职工,记到个人名下,只作为分红的依据,不得转让、继承、赠予、抵押和变现,待转移或变现时,由出让人照章缴纳个人所得税。四是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在推行“四扩”的过程中,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持大股、控股权,形成一个持大股群体。

据调查,到去年,诸城市162家改制企业,董事长持股50%以上的56家,占34.6%;董事会成员不包括董事长持股50%以上的45家,占27.8%;职工或持股会持股50%以上的32家,占19.8%;其他29家占17.8%。同时,在分配制度方面,有些公司在量化新增资产扩股过程中,设置了劳动股,不仅按劳分配、按股分红,还让劳动力参与税后利润分配,探索了新的分配形式。

与诸城相比,海城的企业实际上都属于当时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放小”之列。虽然如此,轰轰烈烈的海城改制还是带来了一场“企业是不是一卖就灵?”的激烈争论。当年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海城人心中留下隐隐的刺痛,但是没有人完全否认产权制度改革的确给海城的经济带来了大发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仍有某些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框框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束缚。

海城市借助被国家和辽宁省确定为县域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的有利契机,先后出台了两个“改革二十条决定”。1984年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为民营经济发展开缰、松绑,1995年的改革则是通过转制,使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两次改革,带动了海城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也促进了民营经济两次大的发展。目前,除了传统的镁砂矿和滑石矿产资源型项目外,围绕产品深加工上项目、围绕农业产业化上项目、围绕专业市场上项目、围绕高新技术上项目、围绕新兴产业上项目和围绕社会服务上项目已成为海城民营企业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另外,在海城,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遇到了另一个障碍——金融环境。海城的一位干部说,这与当年企业改制留下的后遗症有关。据介绍,当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有不少负债严重、资不抵债的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采取了剥离债务、让企业轻装上阵的方式,而剥离下来的债务由政府承担了下来,政府扮演了债务人的角色。当时举债少的镇有100多万元,举债多的镇有五六百万元,甚至更高。而有的镇还债积极,有的镇相对不积极,无疑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压力。有些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债权和债务都被买主接了下来,虽然在操作的时候把无效的债权和债务都剔除了,但还是在做了金融部门大量的工作以后,才完成改制,这又给日后金融部门回收贷款埋下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海城被认为是金融信贷危险区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些年来,金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面对改革困境,诸城和海城这两个曾经的全国典型,都深深感觉到了地位岌岌可危。他们还能不能站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列?能不能创新经济模式?为此诸城人表示要不断丰富“诸城模式”的内涵,而海城人则提出,力争用3-5年,把海城建设成为工业大市、农业强市、商贸名市、旅游新市和现代化开放型河滨城市。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升级企业组织

诸城10年改革的脉络很清晰:“改制”、“调整”、“升级”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诸城市政府把企业的发展也大致分为“放小”、“培强”、“做大”三阶段。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让大部分企业开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它只是完成了救活企业的目标,新出现的“小锅饭”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特别是,在改制初期以股份制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登记的企业,按照1994年7月1日实行的公司法,其实都是不符合规范的。这就为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新的考验:企业组织形式需要升级。

今年5月间,国研网发表署名文章,对山东诸城和江浙一带的企业进行对比,认为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这两个地区企业得以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诸城市的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做这件事情。政府也在引导企业继续深化改革:

1对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将其核心企业和紧密层企业改组为规范的公司,完善出资人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并实行增资扩股和资产重组,使母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元,组建五个以上子公司,使子公司注册资本之和达到5000万元以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对股东人数多、规模大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四扩一调”的基础上,经营管理层持大股作为自然人股东,一般职工股东组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作为法人股东,共同出资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3对股东人数少、股权相对集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和注册资本条件的,在职工股东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股权转让,直接由股份合作制转换为有限责任公司。

4对整体嫁接改造和资产重组的企业,将原企业内部职工股整体规范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与其他企业法人股或外资股共同组建公司制企业,原企业予以注销。

5对困难企业,在资产债务重组的基础上,直接按公司法的要求组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老企业的淘汰和新企业的催生,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升级。

同样,当年海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于有一批能人在组织生产和市场,甚至有专家因此将海城模式称为“业主制”。这些业主包括私营企业主和1995年前后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业主,这些业主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就是企业如何从传统的管理方式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海城人通过实践,认识到一个企业不管是私有制还是股份制,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创新力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首要条件。好的产品要有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来保证,反过来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会促使企业不断更新产品,寻找市场、适应市场。首先是人员能力与现代管理的适应,营销网络与营销规模的适应;一方面是对重组资产企业文化渗透、管理模式的统一。在规模与效益的协调平衡上,努力寻求市场的最佳方位。该市的西洋集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们通过推动组织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理顺内部关系,缩短管理链条,建立科学的母子公司集团体制。西洋集团总裁认为,集团管理层次应该控制在三层以内,要防止体制的退化,保证决策的透明,分工明确,贯彻到位,措施得力,才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政府有所为 有所不为

1992年开始的诸城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动的,二次改制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生产力的“暴动”下由企业主动发起的,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淡出,退身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来看,政府在企业里占有的股权比重已经很小,大部分都退出了,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说,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靠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作为政府,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有限,但是,诸城市政府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首先,作为政府的分内之事,主要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其次,在股权市场的建设上应发挥作用,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同时为持大股的经营者提供股权退出通道。政府利用其外部关系和网络资源优势,为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再次,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如何有效制衡,需要用制度建设来推动,政府在这方面产生作用:把职工的股权集中起来,形成持股会对大股东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目前,诸城市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但还应当继续深入。

海城也在做着同样的检讨。海城市委书记张殿纯说,“海城市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他说,政府在生产环节抓的还是比较多,比如说上项目,往往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软硬环境,南方发达地区的政府讲究构筑环境、创造条件。我们讲安商、富商、乐商,也没少下功夫,但是效果并不很好,因此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要转变到创造软硬环境上。“南方的民本经济的思想浓厚,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只要民众富裕了,党委、政府需要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只要是民众要干的事,大家都能富裕,政策就向这方面倾斜。”

不久前,海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辽宁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开发区可以说是海城对外引资的一个窗口,也是海城未来经济发展的舞台之一。为使更多的外商企业在海城落户,政府做出决定:只要是法律允许的并坚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外商企业,海城人就大力支持。同时要求各有关单位不准以任何名义到外商企业进行乱收费、乱检查等活动。同时,为了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海城市除了引导企业组建集团,凝聚企业合力之外,还把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建设发展载体上,比如说实施“三个十”工程,就是在工业上建设十大加工园区,农业上壮大十大出口基地,第三产业上发展十大专业市场。通过“三个十”工程使民营经济一进入这个载体,就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政策、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服务。

期待放松金融管制 改善金融环境

通过改制和二次改制,诸城的企业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这个大和强,是相对自身纵向比较而言,真正想要做大和做强,还需要不断努力,加快产品、技术、管理的创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在诸城已成共识。但是,创新需要有很强的资本实力支持。

然而,尽管诸城市政府为保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想了很多办法去优化环境,但并不足以让企业完全满意。当企业被问及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时,“缺少资金支持”、“饱受资金困扰”之类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他们反映,企业融资渠道有限,向银行借贷,往往难以逾越贷款门槛;与此同时,地方的民间资本却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另据了解,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诸城一直希望把得力斯集团和诸城外贸公司等企业培植上市,但至今没有如愿。

上市,也一直是海城企业尝试去做的,但是上市何其难。肥料大王周福仁的西洋集团从1995年起就想在国内A股上市,周福仁说,“中国的上市规则很复杂,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规定的上市门槛很高。”他清楚地记得,1997年,辽宁省共有四个上市指标,西洋也去做了争取,但是没有争取到。随后的几次争取也都宣告失败。不过2001年周福仁等到了机会,美国一家资本集团看中了西洋集团的实力,要帮助他上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西洋集团赴美的上市之路开始了,目前还在申办的过程中。据悉,去年全国已有200家企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到海外上市,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企业在国内上市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很高,而相比之下,到海外上市尽管资金成本比国内高,但能节约时间。资金是制约海城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正因为如此,各种融资的手段都被海城人尝试着。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完成一项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诸城产权改革研究。该中心的有关专家表示,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除了地方政府不断努力之外,还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打破垄断。一是允许成立地方股权流动市场;二是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成立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

始于1992年的诸城中小企业改革,曾经被认为是“启动了工业经济运行的深层次活力”。因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名噪一时的海城模式,也被誉为“政府调控间接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雏形”。但现在他们都碰到了诸多改革难题,亟需改革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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